李佃亮——“ 我的老师”

  说起我的老师，曾经还发生过一段曲折，那是“文革”时期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，我的老师更多时候不指在学校教书的老师，而变成了地里干活的农民，当然，不是所有的农民，而是指贫下中农中的农民或者是农民中的贫下中农，像“地富反坏右”虽然是农民，但也不是我的老师，那时常常写的一篇作文是“记我的老师”要求写的不是教书的老师，而是贫下中农，其事例是写贫下中农怎样教我们种庄稼、锄地之类的农活，当然，还有他们身上淳朴的精神和淳厚的品质。期间也有写得好的范文，字里行间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，比如写学生在生产队参加锄田时，农民伯伯如何教我放锄、用力、拨苗、除草、迈步等技术技巧。有一篇范文这样写道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只能锄农民伯伯的一半不到，人家一出到头了，我还在半途挣扎，锄着锄着我的汗珠滚落一地，心里干着急，手脚跟不上，正用力追赶着，忽听“叮当”一声，抬头一看，是农民张伯伯的锄头与我的锄头相碰，他锄到地头，又在迎接我咧，我羞愧难当，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  初中时星期日和放秋假下地劳动，到了高中，基本上是半耕半读，长时间的和农民滚在一起。那时候中学毕业，没有别的着落，唯一只能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媒体和教科书把它叫做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  我高中毕业，先是在“冯庄农大”混了一个冬天，次年开春便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，为家里挣工分，当时队长任命我为记工员，记工员负责记录全队劳力每日的出勤，记工员的另一个差事，就是负责带领女劳力下地劳动，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贫农出身，勤劳吃苦，办事认真，热爱集体，是我理所当然接受再教育的好老师，在一年的劳动接触中，他却暴露出令我失望的特质来。

  一次，我领着女劳力按西瓜，按照往常一上午是干不完这些活的，当时我下令说，今天咱们就这点营生，啥时候完成啥时候收工，于是大家振作精神，干的又欢又认真，结果离中午还有一个多钟头，就按完了，大家欢欢喜喜的早早回家了，事后队长知道了这件事就和我说，以后可不能那样，不到中午不能收工，即使干完活了，也得到了晌午才能收工，他又说，过早收工让大队干部和下乡的看见了就不好了，我嘴里应酬着，心里暗暗骂他：好一个磨阳工队长。

  在与队长一起劳动的许多日子里，尤其在炎热的夏日中，社员们一到中午时间，往往就热的干不动了，再加上上午出工早，连饿带热蔫软疲惫，可队长硬要等到太阳影正后才下令收工，每到这个时候，社员们都硬撑着，有用眼斜视队长的，有咬牙切齿的，有向地边圪塄走去装作解手的，因队长坚持干，大家只能在后边跟着干，但大都是有气无力状，属明显的“磨阳工”那种，明知都干不动了，却没人敢提出收工的建议，属“敢怒不敢言”的那种，我带女劳力有幸做一回主，却被队长知情了，还要特别干预，这不讲效率，只讲满勤的“磨阳工”作法，令我困惑不解。

  一次在出工的路上，我向队长建议，明年咱队多种点黍子，人们吃玉米、高粱吃伤了，队长严肃的说那不行，上级有指示，黍子产量低，粮食任务完不成。我无语，心里暗骂：好一个没主见的队长。

  我渐渐的对这个所谓的老师失去了学习的信心。

  我所在的生产队少则30多个男壮劳力，他们出身都很好，贫农是也，中农的极少，按理说都是我接受再教育的活教材，可遗憾的是，我身边的这些老师们真正厚道的并不多，患得患失，锱铢必较的居多，奸刁刻薄的也能数上一二，与课本上道德文章夸夸其谈，形成强烈反差。走进所谓老师们的世界里，我有些沮丧、失望、失落。

  恢复高考的当年，记得中考作文题目就是“我的老师”，有许多考生由于惯性思维都把我的老师写成了贫下中农，结果说是走题了。我当时考虑再三决定不写贫下中农写学校的老师，结果得了高分，那个时候为了应对高考，各地都办起了补习班，补习班老师常常给猜个作文题或划定个写作范围什么的，作文也常有我的老师，这个题目由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，使许多学生摇摆不定，在教书的老师与农民之间常常难以抉择，困惑不已。      

  其实，文无定法，大抵也不应人为规定写什么范围和对象，只要是对你受益的人和事都应是我的老师，正如孔子所说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知识的、技能的、做人的，太多太多的人和事都可以作为我的老师，何必拘泥于一二呢？

  我参加工作后，每去一个单位都以小学生的态度，每以领导和同事为师，几十年下来，经历了许多领导，结识了许多同事，大大小小的人和事，比照教科书的那些说法，我简直有一种被欺骗的屈辱感！不可否认，其间也有美好和闪光点。

  到底是书欺骗了我？还是我被现实欺骗了？

 我偶尔和个别人探讨其缘由，人家总说我，你太天真了。是吗？是我太相信那些说教了？还是我的理解力出现了问题？我深刻的检讨着自己。

  学校中老师教的那一套与生产队中老师们的表现有明显的反差，上司和社会人的表现大多与教科书上说教相去甚远。

  我常常纠结于书本与现实的两难之中，纠结于假善美与真恶丑的思辩之中。